2020年4月，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当地人用可降解塑料薄膜覆盖种植辣椒、烟叶等作物。农膜因用量大又集中，被业内认为是可降解塑料的“用武之地”。（新华社/图）

生物可降解塑料“火”了。

2020年上半年，几乎每周都有企业宣布投产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消息。

顶着易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光环，生物可降解塑料减轻了传统塑料制品的负担。站在厨余垃圾桶前，拎着可降解塑料袋的市民，似乎可以告别分开塑料袋和残羹冷炙的“狼狈和尴尬”；新版“限塑令”压力之下，外卖和快递垃圾像是找到了“万全之策”。

但现实给生物可降解行业泼了一盆冷水。大家逐渐意识到，降解材料并非全能——它们成本高；有的材质不耐热、硬度不够；有环保人士担心，与“可降解”相悖的是，有些生物可降解材料在自然环境下并不能很快分解，如果后端垃圾处置设施不匹配，它们还会和普通塑料一样进入垃圾焚烧厂混烧。

生物可降解塑料是风口还是噱头？是危还是机？

站上“风口”

“每天都有人找我聊天。”山东青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可降解农膜、塑料袋的小微企业，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工作人员张鑫科颇为谨慎，一度担心南方周末记者是想要偷学核心技术的同行。

过去的十余年间，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邓志红接触生物可降解行业的频率大概是“一年偶尔关注一个项目”，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能够产生利润的企业不多”。而在最近一年，他所在的团队“非常密集地梳理了整个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生物可降解的下游制品公司以“散户”企业为主，上游材料商的规模更大，以民营企业居多。“排头兵”中不乏上市公司，如金发科技。其他上市公司也在规划进入，如金丹科技、彤程新材、瑞丰高材、万华化学等。

2020年前4个月里，从开发出新材料到增加产能，从募集上亿元资金到新建项目、产业线，从与科研机构合作到地方政府引入相关企业……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没有影响到这个行业。

进入5月，老牌央企也来“凑热闹”。中石化宣布实现PBST、PBAT两种生物可降解塑料工业化生产，而在过去，中石化在材料领域主营的塑料业务与生物可降解塑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PBST与PBAT都是在PBT（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五大工程塑料之一）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共聚型热塑性生物可降解塑料，二者有类似的结构、性能和应用领域，如塑料袋、农用地膜的原材料等。二者均由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制得，简称石油基。另一种常用的材料PLA（聚乳酸）则用于一次性可降解餐盒、水杯等，是由生物质制得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简称生物基。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两种材料便是PLA和PBAT。

“这是一个趋势，不会以石化企业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中石化也看到了限塑的趋势，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邓志红分析。

从拒绝“洋垃圾”到新版“限塑令”

回溯生物可降解塑料在中国的历程，起起伏伏16年，基本上都受政策牵引。

2004年可以算作行业的元年。这一年，可再生能源法草案和固废法（修订）草案通过，鼓励可降解塑料的推广应用。此后两年，国家发改委明确鼓励生物降解塑料的使用和推广，启动专项基金项目。

政策推动下，一些企业应运而生，例如浙江海正生物就成立于2004年，初创就瞄准了“开发植物资源”的新材料。

有些企业是半路增加“赛车道”。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首个“限塑令”开始实施，2009年，国家标准《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首次对可降解塑料餐具提出了指标要求。同时期，成立于1993年的金发科技，设立了完全生物降解材料多功能聚酯研发与生产基地。

但此后十年，行业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7年这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在国外，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倒逼垃圾出口国推出减塑措施，塑料替代品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在国内，外卖垃圾被冠以“毁灭下一代”的坏名声，外卖和快递业遭遇了公关危机，纷纷研发绿色包材、上线“零餐具”功能。

以可降解餐盒、餐筷、包装袋制品为主营产品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那是一段疯狂涨价、托关系抢料的阶段，本来没有关注行业也没有需求的人都来囤积居奇。”一位业内人士回忆，伴随着原料价格暴涨，资本方咨询的数量也陡然增加，“有人直接表示想投资一家公司，股票增长十倍后退出。”

鲜为人知的是，让行业产能吃紧的，还与另一个行业的兴起有关。

在可降解塑料产品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承担的是生产一环。欧美等生产的原材料如乳酸等出口给中国，制成可降解产品后，再出口回欧美。

由于PLA（聚乳酸）材料对精油类物质的阻碍性和吸油性，2018年，美国一家大型乳酸原料供应商开发了电子烟过滤嘴产品，原本供应亚洲的5万吨乳酸产能逐渐收缩。突如其来的“断供”让PLA的原料价格暴涨60%。

“有金子可挖。”一位考察了数十家行业内企业的投资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资本关注上游原材料是必然现象，如果产业成熟，下游制品会更受关注，但目前上游明显供不应求，显然更有话语权和号召力。

与此同时，颁布了十年的“限塑令”正在酝酿一场变革。2020年1月，新版“限塑令”出台，4月，新固废法修订通过，都明确提到了可降解塑料。新版“限塑令”更是提出了四个推广场景：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的可降解购物袋、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袋）、餐饮外卖领域的可降解塑料袋以及可降解地膜。

地方政府也打响了禁塑发令枪。2020年12月，海南省将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说“不”。其他省份如山东、河南等，也都提出了阶段目标。

全球已进入“禁塑时代”。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生物降解塑料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3年，全球生物降解塑料需求量将增长至55万吨，比2018年涨了1/3。

“一个产业发展，有政策和市场等不同驱动因素。从政策驱动的角度，现在应该是到达一个临界点了，是投资非常好的时间点。”邓志红判断。

成本高企，标准难推

抛开政策利好和上游原材料市场的争夺，对下游的可降解塑料企业来说，故事的开局并没有那么美好。

上海谷的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最早一批做生物可降解日用品的公司之一。“当时看中的是可降解会变成趋势。”谷的家电商总监韩亚回忆。不过，在公司成立后的七八年中，研发团队试过餐具、水杯、服装，都囿于材料本身的局限没能面市。

PLA材质的缺陷是冷脆、不耐高温，早期的PBAT材料生物可降解塑料袋也并不结实。因此需求主要在国外，用于盛放冷食沙拉等。

业内试图通过研发，突破性能短板。2017年，上游企业海正生物突破了技术难点，生物可降解水杯的耐热性能从70℃提高到120℃。蛰伏8年，谷的家终于将全国线下门店开到6家，给自己设定了700万元的年销售额。

但克服了性能难题之后，高昂的成本和监管标准的不足依然使得可降解塑料在市场中不占优势。韩亚发现，客户都是年轻的女性客户，追求环保和时尚居多，而其他消费者鲜有买账。

不仅是C端消费者，B端用户的接受程度也不及预期。2017年，“外卖毁灭下一代”的压力下，在饿了么举办的研讨会上，有不少餐饮企业对生物可降解餐盒表现出兴趣。时任浙江海正销售总监的吴庆伟会后却发现，餐饮企业最关心的还是成本这个KPI——一个生物可降解餐盒1.5元，是普通餐盒的三倍。

更要命的是，业内还有“伪降解”材料，败坏了声誉。

对于自家日用品的质量，韩亚非常自信，他拿自家PLA材质的筷子和市场上的秸秆类产品对比：“一起放在水里泡24小时后，秸秆筷子拿在手上会有黏黏的感觉，但是我们的产品一点都没有。”

淀粉基和秸秆等原料，都曾经打着“可降解”“绿色环保”的标签一度风靡日用品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提高硬度和耐热度，这些材料压制的过程中有时会添加其他物质，并不能生物可降解：“有的添加了聚乙烯（最常见的塑料之一），有的还会添加大理石粉。”

韩亚观察到，消费者在选购时，很难靠肉眼分辨真伪可降解。“生物可降解餐筷的定价在59元5双，而同样外观的掺有塑料材质的筷子，9.9元能买10双、20双。”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中，关于可降解塑料已有一系列国标，不仅覆盖定义、性能测定、生物分解能力等多个维度，还有针对特定产品比如农膜、餐饮具制品的规范，2020年5月1日起，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的国标也开始实施。

虽有标准，却面临着缺乏执行和监管的难题。参与限塑政策制定的李小峰（化名）记得，有一次去调研，发现企业拿来的采购合同上，和国外采购商约定的都是欧洲标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中，也有人不知道已有了系列国家标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目前市场上的伪造标注多，损害了国家标准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标准缺乏强制力，市场监管部门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和精力去监管。李小峰认为，市场监管的标准要尽快出台，并且“真要用，真要查，真要罚”。

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

一些环保人士担心，生物可降解并不是真的环保。

原因之一是如果后端垃圾处置系统不匹配，最终的归宿不是降解的堆肥场，而是与其他塑料垃圾一起到焚烧厂混烧，就没有了可降解的意义。

当韩亚的同事们将可降解塑料袋扔到湿（厨余）垃圾桶时，会被上海大妈以塑料袋不能进湿垃圾桶为理由“无情阻拦”。在中转站分拣时，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也可能被挑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虽然都叫可降解，但不同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的降解条件不同。比如,PBAT在海水中55天即可实现自然降解，PLA则需要堆肥条件才能降解。

不过，业内强调的是，可降解塑料并不是万能的。新版“限塑令”中，生物可降解塑料也不是塑料制品的唯一替代方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工程塑料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分析，塑料的替代品不仅限于生物可降解制品，纸浆、可回收材质都可以纳入考虑。

“关键要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吴庆伟认为，如果生物可降解塑料能创造出真正的价值，不需要政府引导，消费者自己也会用。

2019年，吴庆伟成立了浙江播下环保科技公司，下决心开发出更好用的产品。让一次性餐具不再漏汤，把一次性纸杯内壁的塑料膜、塑料盖替换成PLA材料，“好用，又是真的环保”。比如，传统的广告招牌是用塑料材质雕刻而成，吴庆伟介绍，如果采用PLA结合3D打印技术，可发挥PLA尺寸稳定性好（外力下不变形）的优势，还能省去喷漆等环节，减少刻字造成的损耗，降低成本。

农村种植所用的地膜是生物可降解广为接受的用武之地。和分散的各种塑料制品相比，农膜体量大、成分简单，不需要回收运输，在田间就可以降解。

1980年代起，保温又保湿的塑料地膜兴起，早期的地膜塑料布较厚，便于回收。生产工艺让地膜越来越薄，虽然对农民来说更加经济划算，但更容易残留在土壤中。

农用地膜的塑料污染离公众看似遥远，数量却不可小觑。我国每年农用地膜消耗量在120万吨以上，远超全年塑料袋的70万-80万吨消耗量。近几年，农业农村部陆续在各地示范推广PBAT材质的生物可降解农用地膜。

季君晖总结了几类适合被生物可降解材质替代的产品：回收不干净、残留物影响比较大的；使用过程中被污染，没有回收价值的；特别分散、重量较轻的，回收价值不高的；塑料与其他材质混合在一起，无法按某种单一材质回收的，比如纸塑、铝塑等用品。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用武之地，不完全在于减塑。

李小峰认为，和末端难以处理相比，塑料问题现阶段更棘手的是泄漏造成的环境污染。在垃圾清运管理不能做到100%闭合，或是被运送到简易填埋场的情况下，塑料垃圾会泄漏到海洋、土壤等环境中，按每年8000万吨塑料表观消费量计算，“即便是千分之几的泄漏概率，也会让生态环境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增加上游产能

找到用武之地后，行业依然要面对成本的难题。

行业龙头企业、广东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降解农膜销量增长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两年前金发每年只能卖出100吨-200吨，2019年有1000吨。但金发科技一年的生物可降解制品销量在4万-5万吨，农膜销量只有1000吨，占2%。“市场还在推广阶段，现阶段生物可降解农膜主要还是靠政府补贴，单靠市场行为很难走下去。”

国内市场正在补足由于断供和政策驱动带来的原料缺口。上市公司、央企等上游大型原材料供应企业的十万吨、百万吨级产能不断上马，让业内普遍相信，供应会逐渐回归理性。

上游物以稀为贵的追捧，或许只能带来短暂效益。“不能否认，一些资本想在PLA的原材料中赚一笔快钱，但短期影响最多持续一两年。”季君晖分析。

新“限塑令”中的多处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料指令，也是试图从产品端倒逼产能及时到位。

“在建产能很多，但2020年底前能不能都投入运行？所以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也是为了给市场一个过渡，分步骤逐渐替代。”李小峰介绍，检查餐饮、商超等连锁企业采购订单、供货商信息，也可以倒逼企业塑料替代和生物可降解供应链的产能。

找到用武之地、产能也相匹配之后，季君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末端的配套设施选择侧重发展的生物可降解塑料。比如在海南的生物可降解目录中，涉及需要堆肥降解的PLA（聚乳酸）的产品相对较少，“政策应该明确，鼓励哪一类，抑制哪一类，不能放任自流。”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